近日，多名医疗卫生领域党员干部被通报受到处分。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党委委员、院长周晋被开除党籍，其在岗位调整、职务晋升、医疗设备销售、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重庆市中医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守富被“双开”，其为他人在药品销售、工程承接、岗位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

药品“回扣式”销售是个公开的秘密。部分医药商每隔一段时间会派专人来医院，给医生、科室负责人、相关分管领导送信封装好的现金，金额根据受贿者职务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而且他们一般混在患者队伍里面，很难被辨别出来，因而监管也成了难题。

文章表示，在医疗器械设备、耗材采购上攫取私利，医院多付的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患者，加重了患者就医负担，侵害了群众切身利益。而在实际操作中，瓜分医药购销回扣这块“蛋糕”的利益群体，远不止临床业务医生和相关负责人。

江苏省响水县人民医院财务科原科长刘某荣主要负责医院各种收入、支出、预算等财务管理活动，尤其在供应商的发票入账、对账、回款上，他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为了能尽快拿到“回款”、回笼资金，供应商千方百计地巴结讨好刘某荣，准时准点地在中秋、春节等重要节点奉上“诚意”，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他非法收受供应商等人贿送的现金和购物卡等财物，合计48万余元。

从业务部门到综合部门，医药购销领域的腐败利益链条较长，往往“查处一个带出一串”。一些“关键少数”把医院管理权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为医药企业的“主攻对象”。

文章提到，针对重点人群，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纪委监委成立专项督查组，探索建立“双约谈、双签字”机制 。

“双约谈”，即对医疗卫生监管部门和医疗机构中层干部集中约谈，对药品器械采购、财务管理等关键岗位干部进行个别约谈，提醒廉洁履职。“双签字”，即与各级党组织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层层压实责任；与医疗卫生监管部门和医疗机构党员干部签订廉政承诺书，立下“军令状”。

带量采购的实行，医生话语权被削弱，但由于医学的强专业性壁垒，医生依然影响着购销选择。游走于各医院的药代，试图在新规中寻找生存空间。

“带量采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带金销售，但是仍有一些隐秘的利益链还在肆虐。”有业内人士对赛柏蓝器械表示。

他表示，带量采购之后药耗实行零差价，企业的利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带金销售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而带金销售的目标也随之改变，从争销量改为争进院权，以前医生是拿销量提成，现在医生是拿推荐品牌的推荐费。

游戏形式变了，但游戏潜规则依然存在。

医院采购设备的专家论证和带量采购里的质量评价等，医生依然握着企业产品进入公立医院的“入场券”。

“虽然医生没有最终决定权，但是医生还是在某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决策项目。”

而带金销售导致的绝不仅仅是“患者多掏钱”，而是一场蝴蝶效应，一场整个购销市场的恶劣“气候”。

“带金销售阻碍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医疗系统内部工作多年的黄海对赛柏蓝器械表示。

因为如果药耗定价高了，患者用不起或是医生觉得这个价格患者无法承受，市场就会自动进行调节，药企也会对价格和生产作出判断和调整。但带金销售进入行业后，医药市场就发挥不了自带的资源配置的功能和作用。

曾经一时无两的药代，万万没想到会倒在技术革新的浪潮下。

今年以来，医疗系统已数次出现“天价罚单”。今年1月，北京市医保局发布一则行政处罚结果公示，内容直指“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被处罚款约1.4亿元。

一位知情医保专家向赛柏蓝器械透露：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的问题很有可能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的。目前看来，是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医保系统内开出的最大罚单。

大数据分析、智能监管是近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监管方式，相比于传统的排查方式，这种方法更容易发现隐蔽的医保基金运行问题。

此次飞检行动加强了数据分析。结合检查重点，提前提取指定范围内医保结算数据、医院HIS系统数据等，开展前期筛查分析。

国家医保局将飞行检查工作情况通报相关部门，视情况，公开查处结果。根据各省份整改情况或工作需要，国家医保局可适时组织力量开展“回头看”。

医保大数据正开启一场从“大动脉”到“毛细血管”的清理行动。

而历经两年多建成的全国统一医保障信息平台也将带来一场新的监管革命。

国家医疗保障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王文君表示：“我们统一了医保领域的通用语言，统一了建设标准，实现了标准全国统一，数据两极汇集，平台分级部署，网络全面覆盖，安全也是可控的。这样一个一盘棋的医保信息平台的格局，彻底结束了过去系统分割、区域封闭、烟囱林立，信息孤岛的历史。”

监管的工业时代到来之后，农业时代的“隐秘”都暴露在日光之下。